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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厕的发展历史——从过往到未来,东宏环境推动城市文明发展的新浪潮

时间:2020-10-15     作者:东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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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公共厕所里,常会发现这样一些标语——“便后请冲水”、“匆匆而来、冲冲而去”等。可是,中国公厕的卫生问题,却不是冲水能解决的。扑面而来的臭气,简陋肮脏的环境,到处乱飞的苍蝇,都令人难以忍受。

      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外国那些干净整洁的公共厕所,你可能都会疑惑。同样是公厕,为什么他们的那么优秀,而我们的公厕却这么脏乱差。

      以上种种,有管理不当的因素,也与中国人如厕的传统有关,一切都要从中国公厕的历史讲起。

现代公厕-殖民者的遗产

      吃喝拉撒睡是五项基本生理需求,其中“拉撒”就占了两项。过去的中国城市,也有一套处置排泄物的方法。不过公厕,特别是水冲公厕的普及,则是近代西方殖民留下的遗产。

      清代中国城市里的住户一般都有自己家的“户厕”,最为典型的就是在一口大缸上加两片木板作为厕所,大缸里的粪便储存一段时间后会由专门的“粪夫”挑走,这些粪夫免费替城里的住户收走粪便,然后再将粪便卖给城郊农民作为肥料。

      在中国,人粪作为一种肥料,一直是紧俏的商品。在民国后期,当时法币贬值极快,反而是代表粪便的粪票成了硬通货。1945年一张粪票(合一车粪)值法币45元,到了1948年一张粪票竟然值法币70万元。

      各家各户之外,在一些公共场所如茶馆、饭店等地有时配有简易旱厕。这些厕所多为私人所修,并不收费,赚取的也是粪便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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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里弄中的简易小便处


      这些简陋的设施,并不够满足城市的需要。当时的公共厕所远远不足,下至百姓上至达官贵人都有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另外城市缺乏下水设施,垃圾污水都倾倒在街面上。当时街上“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

      19世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往往就是一个字,脏。1843年到上海的英国人雒魏林,对上海的评价是“一潭死水的阴沟里堆满各种生活垃圾,几乎从未被清洁过,脏得不能再脏”。

虽然英国人对中国的卫生状况一脸嫌弃。不过当时他们处理排泄物的方式,可没有高明到哪里去。伦敦巴黎这类大城市过去都以脏闻名,工业革命以前,一个欧洲人清晨走在街上,路过居民区时,常常担心一件事——会不会突然有人突然从窗口泼粪出来。当时绅士让女士走在内侧是一种美德,为的就是防止女士被楼上洒下的污物淋到。

      19世纪的伦敦,清除粪便的办法和中国类似,也是靠掏粪工清扫,再转卖给城郊农民。不过英国农民并不缺乏牲畜粪便作为肥料,人粪的价格相对便宜。所以英国掏粪工每次次服务都要收费,因为他们不像中国粪夫,只靠转卖粪便就能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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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欧洲,粪便堆积在后院或者地窖

      正好当时伦敦扩张,人口达到了两百万。掏粪工供不应求,身价飞涨。很多房东不愿意付高昂的掏粪费用,干脆不去处理,以至于储存粪便的地窖都满溢出来。有些院子里粪水横流,道路无法通行,要用砖块当垫脚石才能进院子。

      拥挤又脏乱的城市,最容易疫病泛滥。当时欧洲霍乱流行,英国更是每十年左右都要爆发一次霍乱疫情。这让英国人重视起卫生问题,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一项就是1852年,在伦敦修建了第一个有抽水马桶的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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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讽刺伦敦泰晤士河污染严重的漫画


       中国的脏乱环境,最初没有被当成导致传染病的危险因素。但是1862年上海也爆发了霍乱,在上海的外国水手和士兵,病死率为12%,是香港的六倍。上海脏乱差的环境,显然和霍乱的流行脱不开干系。

       疫情过后,租界开始卫生整顿,把欧洲的经验用在租界改造上,粪便垃圾的处理自然也是其中一项。1863年,租界工部局成立了粪秽股,专门负责处理租界内的粪便和垃圾。1864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建成了上海市区第一座,也是全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厕所。

管不好的私人公厕

       建成公共厕所,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想保护居民的健康,保证公厕有效运转,相应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配合公厕计划的实施,工部局粪秽股公开招标清运粪便的承包商,承包商每年竞标一次,按照工部局工程师指挥,按规定清运粪便。有了合理的管理制度,租界内的粪便清运显得非常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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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上海的租界


       虽然租界卫生管理有序,但租界之外的地区,还是没有摆脱肮脏的环境。直到1909年末,在地方士绅的牵头之下,上海才有了租界之外的第一所公共厕所,足足落后了租界45年。而且这个公厕并非水冲厕所,它的准确名字应该是“公坑”,也就是一个简易土公厕。

       租界之外的公厕不仅是建设时间晚,设备简陋,而且数量也远远不足。由于政府财力不足,官办的公厕数量一直不够。1928年上海市政府原计划建55间公厕,7年过去后,仅仅完工了18间。

官办的公厕不够用,私人经营的公厕补上了这个缺口。公厕运营1945年上海私营公厕占总数的四成,两年之后就已经占了六成。私人公厕如此盛行,主要是因为经营公厕有利可图。

由于人粪的价格始终居高不下,公厕出租成为了一项抢手的生意。作为地产,公厕要比房屋还值钱。在当时,分家分到个公厕是富二代的梦想,所谓“有粪在手,有米又有田”。不少家庭仅仅靠经营公厕就能维持生计。

       曾担任国民革命军连长的市民李镜龙,就是转业经营公厕的一个例子。他当连长时的薪水不够养活一家老少,于是他毅然辞职,回家经营公共厕所,从此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私营公厕虽然提供了方便,但在卫生上缺乏保证。按理说私营公厕面对同行的竞争,应该用心维护好厕所环境来招揽顾客。可实际上,当时私营公厕的环境相当糟糕。很多私营厕所设施简陋,就是几口大缸而已。而且每天只清理一次粪便,其他时间都不打扫。

       这是因为用公厕基本上是刚需。急用是真,离得近就行,厕所干不干净倒在其次。总不能为了去个干净厕所,就顶着内急的压力多坐三站电车吧?

另外,那时候中国城市的粪业,一般都被流氓黑社会所把持。别看电视剧里的民国黑社会都风风光光,动不动就掏枪火拼。实际上对当时的黑社会来说,粪业这种日常生意才是主营项目。流氓经营公共厕所自然要用些流氓手段,他们不时抢夺周围商户住户家的粪,甚至打劫清洁工的运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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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青帮控制着上海的粪业)


      粪商头子人称粪阀,他们不仅垄断公共厕所经营权,还搞成了家族产业。上面提到的市民李镜龙,他的公厕就是从上海“粪大王”马鸿根之子那里求来的。

      粪商如此无所顾忌,政府也曾想过把粪业收归公有。但是粪业利益盘根错节,改革异常困难。1936年北平政府决意将粪业收归市办,结果粪夫们在听到消息第二天,就“右手持粪勺,背背粪桶, 俨若全副武装”去讨说法。收归市办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改为对粪商让步的官督商办。

      租界之内的公厕建设,基本做到了紧跟国际潮流。可在租界之外,脏乱差还是中国公厕的普遍面貌。政府虽然想负起卫生方面的责任,却也因为资金短缺而有心无力。清末民国的公共厕所,仍然是粪商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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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到2015公共厕所总体现状 

       不过人均公厕数量并不能代表如厕感受。80年代中国每万人拥有将近4座厕所,但是那时的如厕体验肯定不如现在。

  一方面,那时厕所的硬件没法同现在相比。更重要的是,公厕清洁普遍不到位。即使那时用公厕的人相对少,不常打扫的公厕还是很脏乱。反观在中国常年代替公厕的麦当劳厕所,即使每天出入厕所的人流不断,勤于打扫之下还是能保持整洁。

  这样看来,公厕脏不脏,日常的管理水平是更重要的因素。中国在公厕管理方面的投入不算多,就拿公厕清扫员来说,大城市的公厕清扫员,月收入也不过2000元左右,在小城市可能每月只拿几百块。即使这样,工资还不一定能拿到手。

  2012年玉渊潭公园的公厕,就因拖欠保洁员工资而上了新闻,公厕保洁员每月只能拿到1000元,却要按1300签字,公司每月发给员工萝卜茄子等蔬菜来抵扣300元工资。连那1000元的工资都还拖欠了三个月。

  除了资金投入和管理上的问题,中国公厕脏臭还有些特殊原因。蹲厕的就是臭味来源的一种,蹲坑和马桶相比,更容易散发气味。过去日本也曾以蹲厕为主,然而今天日本公厕已经普遍应用马桶,这也是日本公厕给人整洁印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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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令人感到脏的地方,是纸篓里的厕纸。很多中国游客出国游玩时,会将使用过的厕纸丢进马桶旁的纸篓中,殊不知公厕内的纸篓是用来装冲不掉的避孕套、卫生巾等用品的。

       中国人将厕纸丢弃入纸篓,主要是怕堵塞下水道。过去没有足够的卫生纸,大家普遍用粗糙的草纸和餐巾纸代替,这些纸张不如专门为如厕设计的卫生纸那样易溶于水。即使现在,很多公厕也没有提供专门的卫生纸。

       如果你内急去公厕,跑到隔间里才发现的卫生纸盒里根本没有纸,先别急着咒骂厕所管理员。有记者曾经探访天坛公园,发现不少人都会多扯卫生纸装回家。有过分的甚至会扯掉了整卷纸,偷偷藏在衣服里带回家。

       这些人才是你该咒骂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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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通过国家的繁荣强大让我们远离了脏乱差的厕所但是在厕所臭味熏天和细菌滋生的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浙江东宏智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来帮您解决这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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